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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发电的缺点 生物质发电前景未卜

随着煤矿资源的短缺，生物质发电从而产生，但是生物质发电反响并不太好，这其中原因是什么呢？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发电分会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近70%的投运生物质电厂“燃料费用即时支付及燃料收储运困难，基本抵消了生物质发电产业的天然优势”，甚至有些电力集团以少亏损作为对生物质发电项目的考核指标，导致许多电力投资集团不愿投资生物质发电项目，而大规模转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

“尴尬”的优质发电方式

生物质发电产业俨然成为可再生能源产业和资本市场的“弃儿”。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发电分会秘书长郭云高对新华表示，协会曾经就生物质发电产业做过一次调研，据调研情况分析，“产业定位不准、项目选址不当和发电料耗过高”是影响生物质发电产业实现盈利的三大结构性因素。

有生物质发电企业负责人表示，“项目选址不当”和“燃料成本过高”是行业和企业自身的问题，怎样解电冰箱决是可以通过行业自律和企业技术进步解决的。随着“无序选址”暴露出来的问题，行业已经逐渐认识其危害并有意识在进行消化调整，如果没有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误导，真正的生物质发电投资企业不会再轻易地重蹈“选址不当”的覆辙。

一些受访的业内专家对新华表示，中温次高压、高温高压机组技术的应用及一些机组年运行小时数超过8000小时的情况，说明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已经早就越过了“烧不好”的早期阶段，处于“烧得好”不成问题并正在向“烧得高效”迈进，入炉发电料耗到达1千克/度及以下是可以实现的。

业内一致认为，“产业定位不准”是企业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克服的，也是最为关键的。国家只是将生物质发电产业视为“小规模可再生能源”，是5000万千瓦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忽略了5000万千瓦生物质发电是与1.5亿千瓦的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相当的优质可再生能源，忽略了生物质发电是处理农林废弃物的重要可行的手段，也忽略了生物质发电要向农民支付费用购买燃料的特点，这种定位导致资本市场更青睐“风光”而导致生物质发电产业融资困难且成本更高，补贴过低远上料机不及“光伏发电”（生物质上电价0.75元/度、光伏发电接近1.15元/度），燃料成本即时支付与补贴滞后导致额外的财务成本。

在可再生能源行业内曾有调侃：“‘风’‘光’无限好，多得用不了。生物质不多，焚烧雾霾了”。虽是调侃，但也比较形象地描述了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现状。一边是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由于发展过快和没有生产调节能力而弃风弃光，产生大量的投资浪费，另一边是具有良好调节能力的生物质发电却不受政策和资本青睐，举步维艰，导致生物质燃料浪费;与此同时，一边是农民大量露天焚烧农林废弃物导致雾霾和环境污染，另一边却是生物质电厂燃料短缺，价高质低;更值得重视的是，一边是政府重视农民增收脱贫苦无良策，另一边却是生物质电厂迟迟拿不到可再生能源补贴只能贷款支付农民燃料费用。

基于可再生能源法的政策真正重点支持发展的是生物质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相比之下，生物质发电是优质的可再生能源产业

“水木风光”是当前可规模开发利用的可再生能源，在世界能源以电力为中心开展的现状和趋势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就是水力发电、生物质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水力发电是传统产业，可再生能源法虽然将其纳入，但大型水力发电机组被明确排除在政策扶持之外，基于可再生能源法的政策真正重点支持发展的是生物质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

虽然风能和太阳能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但其电力的生产及调节完全无法控制，有风有光时可以产生电力，风大光多时可以满发超发，风小光少时欠发少发，无风无光时停发不发，根本无法根据电力负荷的需求进行生产和调节，甚至经常出现逆调节的现象即没有负荷甚至负荷需求下降时风电光电出力增加，导致电根本无法消纳，只好弃之不用，也就是所谓的弃风弃光现象。

根据国家能源局统计，甘肃的弃风率已经由 2015 年的 39% 上升到 2016 年一季度的 48% ，弃光率则由 2015 年的 31% 上升到 2016 年一季度的 39%。

对此，郭云高认为，出现大规模的弃风弃光现象，除了风电光电无序增长，电调节水平低下外，“垃圾电”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非理性地要求消纳大规模的“垃圾电”会导致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整个电振荡引发安全隐患，二是大规模火电调峰或压负荷，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比弃风弃光严重。

生物质发电与传统火电相似，除了燃料属性不同外，发电原理相同，生产方式及电能质量与火电没有差别，所以生物质发电引起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厂燃料不够的问题，因为技术因素导致的生物质发电不能上的问题几乎没有。

比较而言，生物质发电是优质的可再生能源产业。

“倒逼”能否破局仍待解防水接头

随着生活若有探棒/头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注意度不断提升，夏收秋收时节农民焚烧农林废弃物导致的雾霾和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广为关注的问题。

2015年10月5日至17日，环境保护部卫星遥感巡查监测数据统计表明，在全国范围内，除北京、上海等11省（区、市）未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火点外，其他20省（区）共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火点862个，比2014年同期增加54个，增幅为6.68%。这直接证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秸秆焚烧是夏收秋收时节雾霾天气的主要原因，另一个是农人造革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将原本用于生产生活的部分秸秆柴薪彻底地变成了农林废弃物。

据了解，受焚烧秸秆产生的社会问题的倒逼，部分省份开始改变策略，将以“禁”为主改为以“疏”为主，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省纷纷出台政策，对燃烧农林废弃物的生物质电厂进行补贴，补贴力度为上电量分/KWH，这极大地鼓舞了生物质发电企业投资生物质发电项目，多处理处理好农林废弃物的积极性，也有政府官员表示“与其将资金花在’禁’引发冲突上，不如花在‘疏’上”。 通过上电量补贴生物质电厂，一举多得，首先支持了可再生能源的生物质发电，可以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可以结构性地缓解能源清洁和可持续的问题，其次农民得到了实惠，最终也能解决农林废弃物焚烧的问题。

基于生物质发电产业的现状，理昂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振军进行了初步测算，一个3万机组每年运行300天（7200小时），发电量为21600万度，厂用电率10%，供电量19440万度，供电度燃料成本0.47元/度，供电量燃料总成本为9136万元。按已今年将投产200个生物质电厂计，燃料成本将达到183亿元，按未来1000个计算，燃料成本将达915亿元，也就是说农民将能从生物质发电产业的发展中获得将近千亿元的收入。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义生表示，生物质发电是“建在农村，处理农林废弃物，给农民打工”的“三农产业”，也是一个实实在在增加农民收入，精准帮助农民脱贫的产业， 国家通过可再生能源基金补贴给生物质电厂的费用全部支付给农民都不够，平均缺口比例达到10%以上。也就是说国家对生物质发电产业的补贴，实际上补贴给了农民，企业还要自掏腰包配套10%的资金。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了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等重要特点，国家高层多次强调要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发展要强调质量不搞维GDP论。

既然生物质发电产业具有优质可再生能源，处理农林废弃物，帮助农民增收脱贫的多重属性，针对的都是国家层面的痛点问题，是否可以打破传统条块化管理的思维，综合考虑生物质发电产业的定位问题，相应地调整生物质发电产业政策，使其切实发挥作用成为解决国家层面痛点问题的亮点产业？

对此，郭云高认为，既然生物质发电具有生产调节能力强，投资利用效率高的特点，不能因为其规模小而不重视，在政策层面应该考虑优先发展生物质发电产业，改变现在一方面超前发展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导致投资浪费，另一方面生物质发电产业支持不够导致大量生物质燃料浪费既不统筹也不协调的现状。

同时，郭云高还认为，可以仿效垃圾焚烧发电产对电气控制系统的改造迫在眉睫业，在政策层面考虑向其支付“农林废弃物”处置费。再次，因为生物质发电具有帮助农民增收脱贫的功能，可以考虑与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不一样的补贴支付方式并享受光伏发电扶贫同样的政策，让生物质电厂能够及时拿到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